澳門,您去了那裡?

 By 林沛理 2007-11-11
 

 

我失掉的澳門 

 

今天的澳門，一切都被經濟理性包圍。它擁有的權力，是不斷複製自己的能力。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香港，你還剩下多少——香港例外主義之死》(次文化堂出版)

 

　

 

上星期到澳門走了一趟。此行的目的，除了是因工作關係，出席第二十一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幾場表演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想觀察一下，在澳門的發展向賭業利益進一步傾斜的今天，它的城市性格有否受到粗暴的改造；以及這個本來洋溢歐洲小鎮風情的前葡國殖民地，為了要做全球第一賭城，究竟付出了什麼代價。換句話說，吸引我這次去澳門的，不是它的繁榮而是對這種繁榮的不滿、異議，甚至抗議；一如佛洛伊德窮一生研究的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不足以及對文明的不滿。

 

抱著這樣的心態和期望，我在澳門只待了三天，就受不了離開。在回港的噴射船上我望著澳門，心裏有一種夾雜著失落與惘然的難堪，覺得自己不是正在「離開」(leaving)澳門而是「失掉」 (losing)澳門。

 

如果對美國人來說，拉斯維加斯是一個讓他們可以奉公守法地做法外之徒的「罪惡城」(Sin City)，那麼對香港人來說，一水之隔的澳門就是一個讓他們可以理所當然地放浪形骸的「墮落城」(Vice City)。在我認識的朋友之中，不少平日規行矩步、給自己的「超我」(superego)管教得貼貼服服的「住家男人」和「好好先生」，一旦去到澳門都不介意將他們壓抑已久的「本我」(id)放出來抖抖氣，光顧一下澳門琳瑯滿目的賭場和所謂的「娛樂場所」。在香港於公眾地方全面禁煙後，對煙民友善 (smoker-friendly)的澳門更添了一重腐敗的吸引力。

 

然而對我來說，澳門獨特魅力，在於它能夠令置身其中的人，不時產生一種「跨可能世界」(trans-possible- worlds)的錯覺。這個概念來自主張重返直覺和本質的洞察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指某些物件或地方，具有屬於日常生活世界與另一個世界的雙重身份。胡塞爾認為，只有這樣一種曖昧的存在身份才能夠對早已變成例行公事 (routine)的日常生活感覺產生有效的疏遠，滿足人們心靈的渴望。他並指出，「跨可能世界」的曖昧感覺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一種關於奇蹟的感覺，而在現代社會裏面，最能夠喚起奇蹟的感覺的就是宗教與藝術。

 

在未「拉斯維加斯化」之前，慵懶、寧靜和似乎一無所求的澳門，的確給分秒必爭、每天在名利場中打滾的香港人一種近乎奇蹟的感覺。這種感覺並不是來自藝術那種精緻、和諧、溫柔和莊嚴的「看上去很美」(王朔語)的奇蹟，而是來自澳門的日常生活之中，一種關於日常與神奇的互動和相互作用。從前的澳門令人著迷，因為它常常給人一種「超世俗」(other-worldly)的感覺。澳門人的行為和行為所依據的評價標準，似乎都處於一種混沌、未分化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從前的澳門比較接近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解魅」 (disenchanted)之前的社會。

 

在今日的澳門，也許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夠在賭場一朝致富，可是你已經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抓住一種奇蹟的感覺。整個澳門都被一種壓倒一切的經濟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所包圍，甚至吞噬。這種經濟理性表現出來的，可以是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或者工具理性，但它們遵從的都是市場的規律和賺錢的邏輯。今日的澳門既是一個經濟理性駕馭一切的社會，自然不會提醒你其他「可能出現的世界」(other possible worlds)的可能性，而只會不斷強調當下世界的真實、合理和唯一。

 

從這個角度看，澳門不再有趣，因為它的社會發展模式，就像香港的商場、地產和電視節目一樣，只是沒完沒了、周而復始地重複自己。賭業作為澳門經濟的命脈和火車頭，它擁有的權力的最大特徵是它複製自己的能力(the ability to reproduce itself)。由於複製本身就是一種對現狀(status quo)和發展的意識形態的服從，澳門的賭場在複製自己的同時，也複製了澳門市民對澳門發展的秩序和規則的服從性。於是，大部分的澳門市民不會質疑澳門一面倒發展賭業的邏輯，反而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